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体，都没有像中华文化这样，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出版资源。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蒙古国等亚洲周边国家，中国四大文学名著新译本不断推出，长销不断。根据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显示，越南在2009—2013年的5年间，自发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图书多达800多种，差不多每3天一种，其中70%是中国网络文学作品。

但相对于中华文化的海量资源，相比国际上大的出版机构，中国出版界仍有必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加快步伐，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能力：

第一是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拓展能力。跨地域、跨国别的出版市场，意味着中国出版机构不再以中国大陆为单一市场，而要面对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需要，在出版对象国有针对性开展出版活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版企业，无不以全球市场为起点，有的甚至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国际市场，而非单一国内市场。

对于中国出版企业而言，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有三层含义，一是汉字文化圈，即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中国同胞，以及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裔人群，是汉语图书、期刊、数字化等文化产品的天然市场；第二个市场就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中华文化圈或者“儒家文化圈”内，因为历史传统、文化习惯和思想价值的一致性，存在着一个一个天然的国际市场；第三个层面的文化市场，是面向欧美国家输出语种、版权的市场。一个国家出版的文化产品是否能够占有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占有，是这个国家是否为出版大国的核心指标。

过去10年，中国出版企业以产业化的方式，开始拓展对象国市场的尝试，一大批出版企业在域外设立分支机构，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在英国建立伦敦分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建立北美分社，接力出版社在埃及建立分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以色列建立分社等。

第二是提升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即能够出版被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区的人们所乐意接受和喜爱的文化产品。这是中国出版界亟须弥补的一个短板。当今世界出版排名靠前的跨国出版企业无一不具有这种能力。美国哈伯·柯林斯出版集团，虽总部位于纽约，但在世界18个国家拥有120多个独立的出版社。2014年7月，哈伯·柯林斯耗资455万加币购买了加拿大的禾林出版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3个国际市场，并新获得了17种新语言的翻译出版权，同时还在德国、伊比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继续设立办事处。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哈伯·柯林斯如今每年能以20多种语言出版近万种新书，并拥有世界最大的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的语料数据库。法国的一些老牌出版企业，差不多是伴随着法国在100年甚至200年前的殖民扩张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历史上曾经塑造并维护了其殖民宗主国文化的中心地位，时至21世纪又演变成为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三是汇聚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企业不仅仅以中国员工为主，还要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人才。

当今世界的跨国出版集团，无一不在全世界各地拥有分支机构，员工可能来自十几个国家，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可以千差万别。2013年，企鹅与兰登这两家世界性出版公司的合并手续，就经过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和加拿大、南非和中国等7个国家监管部门的批准。目前旗下拥有分布在五大洲的独立出版公司250家，拥有上万名员工，每年出版1.5万种图书，每年发行的图书、音像和电子书的数量是8亿多册（份），是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帝国，在出版人才的世界化、多元化方面，为中国出版企业树立了一个未来长期努力的目标和典范。

人才是图书出版等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出版不仅要在传统出版的策划、编辑、印刷、发行等层面，具有吸纳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还包括要拥有数字出版、网路出版、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等领域的创新人才队伍。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 何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