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图书能够承载些什么？它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在于给心灵以启迪，给精神以力量。
而一本“走出去”的中国图书呢？那便是一种鲜活的、真实的中国形象展示，直接关系到中外文化交流。
从中华文明源头来说，千百年来形成的包罗万象的文化格局，充分证明中国文化具有良好融合能力，正是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生命力所在。
但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本就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中国图书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让启迪、感动和美抵达国外读者的心灵。
“走出去”的进程从未间断
今年6月，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怡琮接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来信的是波兰教育出版社，他们想将波兰语版《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中的两个故事“混沌开辟”和“女娲造人”收录到六年级的教材中。
这一封信让张怡琮喜出望外，因为今年5月《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才刚刚在全球上市。“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一本中国图书频频出现在连锁书店和图书馆已经不易，进入教材更是想也不敢想。了解中华创世神话，也就了解了中华民族开创世界的气韵和精神，才能与西方文明展开对话。通过这本书，我们便离这一目标更近了。”张怡琮说。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7年前。中国图书《清明上河图》 被摆上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书店的书架，看到这一幕的张怡琮和她的同事们开心得热泪盈眶。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张怡琮解释，因为这是他们参与翻译、出版的外语版《文化中国》丛书品种之一，更因为此前，他们在这家书店只看到过一本有关中国的图书，“封面是一个戴着瓜皮帽的长辫子男人，还不是中国人做的”。
张怡琮所在的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多年来推动着中国图书的对外出版传播。其中，让更多中国图书走进越来越多的海外书店、图书馆等，是他们长期以来的工作目标，“中国图书能进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书店，是标志性的一步。”张怡琮说。时间拉回到8年前，为了让《清明上河图》进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西方主流渠道书店，张怡琮和团队下了不小的功夫。
想要让不熟悉中国的西方人理解该作品，文字通俗易懂和信息量尽可能丰富是两大原则。深入浅出的简明前言，将该画描述的场景、人物、时间、地点和历史背景等说得十分清晰。每页下方，配以该页图像的缩略图，红色线框标出解释文字对应的画面。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中西合璧的装帧形式。它看上去是一本普通的西式装帧的画册，但打开后每一页均可被拉开拉直，全书被展开后，就是一幅完整的宏伟长卷，8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中国城市生活跃然纸上。这本书被美国代理商看中并推广发行。
其实，中国图书登上外国人的书架，这一“旅程”很早就开始了。在1933年，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赛珍珠就进行了版权贸易的尝试。她当时就想寻找一位中国作家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由她负责在美国出版。风头正盛的林语堂成了不二人选，他直接用英文写作了《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美国出版发行。
为配合发行，赛珍珠在《纽约时报》等媒体组织了一系列书评，该书很快风行美国，4个月内竟再版7次，并旋即跨越了大西洋，推出了数个欧洲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进程也从未间断，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政府主导，其载体以《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为标志。
《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是当时我国唯一一本面向西方读者系统、及时、有计划地译介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官方外文期刊，宗旨为“展示中国人生活崭新的一面，译介迥然于国外所知的中国人形象的作品”，成为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30年后的1981年，由于不满足于只有一本期刊的推介，时任《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倡出版“熊猫丛书”，其灵感来源于世界知名图书“企鹅丛书”。杨宪益曾回忆道：“考虑到在西方国家里，平装本企鹅丛书非常普及，我决定出版一整套由我自己来决定取舍的熊猫丛书。”杨宪益希望该丛书能像“企鹅丛书”一样，将中国文学的声音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由沙博理翻译的《新凤霞回忆录》打响了“熊猫丛书”进军世界的第一炮，该书出版后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并于次年重印。
但据同济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吴赟介绍，虽然《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都是很好的尝试，然而，它们在传播力上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当时我们的出版体系很难融入西方的出版体系，如果没有进入真正的传播渠道，国外的老百姓就很难读到。后来也证实，真正读到并喜爱这些书的外国人大部分是汉学家和在研究中国的学者。
怎能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
上世纪80年代，如果去北美或者欧洲，在饭店的电梯里碰到当地人，他们脱口而出的问候语往往是：“你——日本人？”
这是出版人、作家孙颙的亲身经历，在他看来，这种误会是小事，但如果日本的出版物代表了全部东方文化，那就不能不让人担忧了。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除了华人社区里卖中文书的小店，无论是书籍连锁书店，还是博物馆、图书馆内的专业书店，你都见不到中国文化的书籍，倒是能看到许多印刷精美的日本出版物。这让包括孙颙在内的中国出版人都觉得有些愤懑。同样在西方不具有语言传播优势的日本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功？
日本文化走出去曾遇到过巨大的阻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公众印象中，日本人的形象并不是正面的。于是，日本文学成为其形象重建与传播的有力工具。
吴赟讲述了日本文学成功传播的关键。日本图书海外出版由美国人主导，他们精心挑选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太宰冶的很多作品，组织五位美国译者翻译了这些译本。比如将川端康成作品蕴含的“优雅的情怀、细腻的感情、唯美的风格”传递给西方读者，并助其荣膺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吴赟看来，通过图书的输出，日本形象被扭转为敏感、典雅的民族形象。
再反观同时期的中国作品，有些人物与故事对西方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并不强。“习近平总书记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要怎么才能心相通？你说的故事，人们要相信。”吴赟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10多年前，白烨去加拿大孔子学院做文学交流。其间，白烨和加拿大一位著名评论家对话，提到了对加拿大作家的印象，那位评论家也想回应一下，但是似乎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也想不起来。过了很久，她特意找到白烨说：“我想起来了，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叫李白。”这件事情给了白烨很大的刺激。白烨坦言，他们对中国文学几乎一无所知。
白烨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没有很好地“被发现、被理解、被传播，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了，不改变是我们的失职”。
一份图书西行的“行动指南”
“文化与文学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一个国家，最早、最便捷的途径。”热爱阅读的李有源觉得，文学让他熟悉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只要阅读过一个国家的书籍，那么，尽管是第一次去，也会有故地重游的幻觉，“世界通过文学被中国接纳，中国也应该通过文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认知”。
在中国图书走出去这件事情上，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可谓生逢其时。
那时刚刚迈入新世纪，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有来自北京的领导同志提出，中国出版必须走到国际市场上去，希望上海的同志们为此多做贡献。领导的想法与上海出版业多年的愿望一拍即合。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责成上海出版界设计方案，尽快坐实这件事。
于是，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被选择为做内容的专业平台。接下来，在上海，他们组织了多次专家讨论会，主题是中国文化要走到世界上去，做什么，怎么做？
反复地研讨，设计框架，又不断被推翻，最后，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我们需要有总体的设计，内容包括中国文化的各个时间段和各个方面，并且，为符合读者的需求，当代文学艺术的表达是骨干与核心。多数专家比较同意用《文化中国》作为项目的总名称，同时在这个总名称下设立二级、三级子目录，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以数百种外语版的中国优秀读物构成 《文化中国》的体系。
10多年后，让我们看看外语版《文化中国》系列图书的成绩单：截止至2017年12月，总共出版外语版图书333种，其中有59个品种重印了94个版次，共计实现销售138.35万册，平均每种销售4000多册，销售辐射6大洲共计约43个国家与地区。
对于习惯中国市场大印数的人来说，这数字不惊人。但是，如果你认真想想外语版中国书籍进入西方主流渠道之困难，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做的开拓性尝试，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一本中文书要成为一本别国语言的书，并且得到传播，要走过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
张怡琮用她的经验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图书西行的“行动指南”。
首先，为一本中国图书起个外国人能接受的名字非常重要。书的名称，历来是编辑最烦恼的事情。书名太雅，大众读者逛书店时一晃而过，来不及品味就忽略了；太俗也不行，很多人看了书名就不喜欢。如果以海外读者为市场目标的书籍，又得多几层的考量。
就比如一本介绍兵马俑的书，起初，张怡琮编辑团队很自然地直接用《兵马俑》为书名，“觉得很大气，外国读者知道兵马俑的也多，一目了然”。而恰恰就是这个看似没有异议的书名，得到了一位外国朋友的善意提醒。他说：“和很多中国父母想给孩子买有意义的书不同，外国人一般跑进书店，想的是买有趣的书。需要有很吸引他的文字提示，让他急于想看看其中的内容，书名正是重要的提示啊。我建议，这本书可以叫《秦始皇和他的一万个士兵》。”
这位外国朋友建议的书名与原来的书名各有高下，但是，他所表述的外国读者选书的倾向性，则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如果说书名主要还是技术性的考量，那么，让内容更适合海外读者，就要复杂得多。
要西方读者捧起书来，少一点隔阂和异样感，需要在书的架构上努力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细节方面则要多顾及他们对东方的求知心理。
作家苏叔阳写过一本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书——《中国读本》。苏叔阳的立意是向千百万青少年简略地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很多人建议把这本书做成英语版，理由是让这本书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是可能成功的。但随之而来的疑惑也产生了，外国读者能够接受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吗？一位海外朋友看了此书，好心提醒，让外国人读，需要加的注释，也许比原文还长啊。
看来，要做这本书的外文版，对内容做一番“手术”是难免的。苏叔阳是大作家，他会允许他的书被修改吗？
负责此书的编辑忐忑地去拜访苏叔阳。在作家的书斋里坐定，编辑小心翼翼地斟酌言词，提出了想法。出乎意料，苏叔阳一听是要做走出去的书，以北方汉子的豪爽，立刻答应授权，明确表示，可以不征求他的意见，按照需要对文稿任意修改。
最后完成的《中国读本》，是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水准特别设计的，篇幅也比原著缩短了一半。
好的内容就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法宝，《狼图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反映了人与自然，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人类话题。
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告诉西方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是中国版权成功输出的重要因素。苏叔阳说：“只要抱着真诚的心，发自内心地抒发，不要有过多的宣传意味，这就是外国读者愿意接受的。”
一个全方位、长链条的工程
中国读物要走到世界市场上去，如何提高翻译质量，一直是让出版界头疼不已的事情。
有人问，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翻译不是突出的难题呢？
答案很简单。近百多年来，中国的学者“睁眼看世界”，出国留学已经有几代人。他们的母语是中文，到海外学了他国语言，本身又是作家或学者，回国后翻译他国作品，自然比较轻松。翻译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作品的中国人，都是我们自己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中国图书却没那么幸运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人，懂中文的本来就少，愿意翻译中国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一本中国图书要走出去，首要难题便是找谁来翻译。
张怡琮的经验是，建立起一支包括多名联合国译员和曾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交官和学者队伍十分重要。只有母语为英文的学者来编辑加工，才能把译文提升到符合国际市场对英语出版物的标准。一些受到好评的出版物，就是如此慢慢磨出来的。
在《北京周报》前社长兼总编辑汪有芬看来，翻译不同类型的著作应有不同的准则和尺度。除经典等少数类型的文字外，很多著作译成另一种文字都不单纯是一个翻译问题。
汪有芬曾参与翻译了英文版 《中国书法艺术》一书。如何通过翻译，让外国人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她心头。
对于《中国书法艺术》，汪有芬的要求是既要满足国外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学者的需要，又要吸引对中国文化艺术感兴趣的一般西方读者。英文版《中国书法艺术》使用了增加注解和图表的方法，比如第五章中介绍了姜夔的《落水本兰亭序跋》，就给“落水本兰亭序”加了个注——落水本是《兰亭序》的一种拓本，因南宋时赵孟坚在落水时不顾自身安危，却手举《兰亭序》大呼“兰亭在此”而得名。这个短短的注不仅解释了什么叫“落水本兰亭序”，而且生动地说明了书法在中国人，尤其是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此外，书中的不少书法相关名词，也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翻译西汉的《王杖诏书令简》时，翻译团队犯了愁，因为这是无法简单按字面翻译而让人看懂的。首先，王杖的含义不明；其次，原题并未表明王杖和诏书令的关系。在几次查阅资料，与外国专家沟通后，《王杖诏书令简》被翻译成“Imperial Edictson Bestowing Walking Sticks to the Aged”,而且在译文中加了几句解释性文字，大意是皇帝颁发诏书令，赐给老年人拐杖。诏书中还有尊敬和优待老人的一些规定，这是中国最早的敬老和保护老人权益的法令。这样的处理既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提高其欣赏中国书法作品的兴趣，也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书法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全方位、长链条的工程，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还有推广。
如今中国图书的海外出品模式已经演变为集团化运作。《狼图腾》 的英文版权正是被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购买，其强大的发行通路和跨国的营销能力，使得《狼图腾》的神话版图越来越广阔。
企鹅(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争表示，他们计划每年会选购4至6本中国作品介绍到国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也曾表示，与之合作的世界知名英文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一直关注中国，双方协议5年内推出一个针对西方读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出版项目，出版30至50种书。方式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提供书目，柯林斯找美国的学者鉴定后组织翻译，目前确定的译者是长期研究中国并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的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作品包括沈从文的《边城》、张炜的《古船》、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
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自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孙颙感觉到，中国作家们走出去的意愿比原来提高了很多。如今的中国新生代作家，写作语言更接近于世界语言，甚至有些人可以直接用英文来写作，“以后走出去可能就不需要像现在这么辛苦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性话题，聚焦背后，越来越多的海外群体想要了解中国。除历史文明外，他们更想关注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精神风貌等，当代中国的文化也成为一个热点。
近年来，中国图书频频亮相国际书展，崭露头角，也为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创造了条件，但也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提醒到，不能一提“走出去”，就一窝蜂，满飞机都是中国的出版人。如果中国仍然缺乏适宜西方读者阅读口味的原创作品，到处参加书展，甚至成了一种作秀。“中国的图书版权输出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结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总干事张洪波说。对此，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认为，世界的出版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需要出版人在有效的交流中能够进一步理清线索，寻找到“走出去”的新模式和新思维。
做这件事情，固然需要激情和眼光，但是坚持要比念头更加熬人、更见真心。
从政府到民间，近几年已开始重视对外传播的问题，也有很多与之相关的机构或项目应运而生，如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译研网的成立等。
这些机构及项目的任务，就是与各部门作家、学者、译者等密切合作，通过线上与线下的配合，全面疏通内外两个方面的传播渠道。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卓越道出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长远目标：“让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成功落地，而且也能为落地国民众广泛接受与喜爱，将中国更为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